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刚学习写作文，老师布置写一件“好人好事”。
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奶奶背着一个包裹，腿脚不便的样子，于是我就去帮忙把她扶过了马路。
”第二天点评作文的时候，老师先失望地说：“全部三十几个同学，居然都做了同样一件好事，全部都扶了老奶奶过马路！
”然后又追加了一句：“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家都是有同情心，有共情能力的好孩子。”我永远都记得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和“共情”这个词，但是我年龄太小，并没有理解到老师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阴（xin）差（gao）阳（cai）错（lie）地做了记者，一开始我走的是“野路子”，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如何做好体育新闻，但我发现自己还挺喜欢和运动员聊聊他们的奋斗史，与其记录那些硬邦邦的数据，我更愿意知道背后血与汗的故事。
这样的做法一开始被人异议，而后竟然收到了某些老前辈的鼓励与支持，也就一路走了下去。多年以后，我在一本叫做《新闻报道与写作》的书里，找到了这样一段话：
“华盛顿专栏作者玛丽·麦格罗里在采访了申请哈佛大学尼曼奖学金的45位新闻记者后发现，这些记者都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和同情心。
”被作为美国新闻学经典教材的这本书也引用诗人弗罗斯特的评论：
“如果作者不能含泪写作，读者就不会含泪阅读。”
——这大概指的就是专业记者应该具备的一种叫做“共情”的能力。（而有了共情能力，也就有了责任感）
什么叫共情（Empathy）？共情是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提出来的概念，指的是设身处地对他人的情绪和情感的认知性的觉知、把握与理解。换句话说，就是换位思考或者具备同理心的意思。
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些年，那些好的新闻范本会源远流长的缘故：无论是《体育画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游骑兵之死》，还是前南方周末记者李海鹏的《举重冠*之死》，在客观理智的讲诉下面，都埋藏着一颗博大的悲悯之心。
比如被誉为最好的体育特稿之一的《举重冠*之死》，以举重冠*才力“一天”的时间线作为角度，讲诉了才力和他父母亲困窘的生活。他们以最低的物质水准维持生存，连象征性的住院费都无法负担，据医生说，如果及早入院，他本来不至于死——也渗透了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