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岱峻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内容简介：李济（—），湖北钟祥人。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29岁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第一位独立主持现代考古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组织和支持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山东城子崖发掘，及其出土物的搬迁、整理、研究和出版等工作；这些工作使传说中的殷商成为信史。年赴台，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十七年，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培育张光直、许倬云等重要学人弟子。
本书是这位“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唯一翔实传记，完整地钩沉了传主的生平与治学。广泛采撷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多年实地走访踏查，采访口述，悉心捕捉最新出版、发表的多方记录，彼此引证生发。以多人故事写一人传记，也是以一人平生讲百态人性，群像不乱，特写不孤，虽名为“修订”，用心之巨不下于重写。作为一部学人传记，作者除注重资料充盈详实之外，对传主学术影响、处世原则、际遇得失的评价，持平公允而不失温情敬意。
前言
接奉岱峻先生书信，知道他所著的《李济传》即将增订再版，希望将我纪念济之师的一篇文字列入，当作序文。我承蒙济之师教诲培育，师恩深重，能借他老人家大传，表达思念，有如此良机，真是感激不尽。
岱峻先生吩咐，在序文前，再加数语。因此，我又藉此篇幅，补充一些序文未及的恩师事迹。
济之师在大陆的岁月，几乎全部精神，投入考古事业，为中国的古代文化研究，开启了现代人文学科的新项目，于是古史研究，更能信而有征。年以后，他老人家率领史语所同人来台湾，远离了多年工作的田野考古，遂专注于撰写报告，并对于古史，准备提出解释。
当时台湾的学术界，丧乱播迁之后，一切必须从头开始。于是，济之师与台大文学院院长沈师刚伯先生，领袖学界，在台湾大学和“中研院”，致力于建立学术规范与专业标准，坚持学术自主，与政治脱钩；并且寻求资源，支持同人研究，整理（中研院、故宫、中央图书馆、台湾大学、前日本总督府、农村调查……——原注）各种档案文物的史料。凡此事务，都必须有二位老师那样的才华和能力，始可举重若轻，胜任繁剧。济之师为此在史语所和考古研究之外，增添了许多劳累。如果没有他们几位前辈的努力，台湾的人文学科，不可能有今日的规模和气象。
济之师身在台湾，对于大陆的考古事业，时时关心；对于旧日同人的情形，也时时思念。例如，南京博物院曾昭燏和尹焕章二位，济之师在中央博物院老同事，发掘阴阳营遗址，认识“湖熟文化”是江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济之师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欣喜，特别告诉我，他自己当年为中博院规划的远景，以及曾、尹二位的能力和贡献。后来，与，传来二人先后遭难的噩耗，济之师悼念故人，数日悲痛。
大陆考古事业迅速发展，处处都有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必须处理这片大地上，许多不同文化的彼此关系，如何建构一套理论，以驾驭复杂的多元互动，遂成为济之师后来时时不忘的大课题。他常常设想，从许多器物的形制、装饰……的变化，建构一些演化的指标，可以有助于解释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因此发生的分分合合。他也常常提到，中国地区之外来影响，例如北方骑马战斗族群对中国农业文化族群，造成的压力，以及后者又向南方族群，造成压力。凡此课题，如果他能及时充分掌握大陆大量田野资料，而且能与苏秉琦先生这一层次的大陆学者合作，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将可有何等宏大的理论系统？然而，中国分割，又屡经劫难，遂使人间长留缺憾；言念及此，为之怃然。
在序文之前，补述未能叙述部分，如上。
许倬云谨识
年8月24日于匹兹堡
序文长忆济之师：一位学术巨人许倬云李济之先生的墓前，大理石上刻的碑文，是由他的四个学生恭请济之师老友台静农先生撰写的。这四个学生：宋文薰、张光直是济之师考古学专业的入室弟子，李亦园是考古人类学系的学生，只有许倬云则是台大历史系的学生，修过济之师的课，终身感激师恩。济之师谢世，已经三十年；我自己也已将近八十岁；今日执笔，过去体验所闻所见，还是历历如在目前。
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台，同时，有不少中大、北大、清华的名师在台湾大学任教。早期的台大文学院，因拥有空前强大的师资阵容，我们这些学生，遂有幸获得许多优秀学者的教诲。济之师是当时台大名师中的翘楚，其学术地位之崇高，使学生们都从尊敬中衍生了兴趣。
年清华国学院部分教师，坐者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立者三人为助教。
台大历史系规定考古人类学导论是必修课，我在大二时，选了这门功课，第一学期是考古学，由济之师主讲，第二学期是人类学，由凌纯声师主讲。第一堂课，济之师就提出一个问题：“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寻找一枚小白球？”同学们谁也不敢出声。他老人家慢条斯理的自己回答：“在草坪上，划上一条一条的平行直线，沿线一条一条的走过，低头仔细看，走完整个草坪，一定会找到这个小球。”他的这一段话，毋宁为学生指示了学术研究与处世治事的基本原则：按照最笨最累的办法，却是最有把握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我自己读书做事，深受老师的影响，一步一脚印，宁可多费些气力与时间，不敢天马行空。李霖灿先生，曾是济之师在中央博物院的部属，后来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工作，用了济之师找小球的方法，真的在溪山行旅图的繁枝密叶丛里，找到范宽的签名，在中国艺术史上添了一段佳话！
济之师才气高，加上思虑缜密谨慎，遂能功力深，成就大。他在克拉克大学，主修心理学，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的博士学位。然而他能触类旁通，在中国开创了考古学。济之师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学。当时，他兼任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的调查员，责任是报道中国的文物发现情形。该馆知道他的发掘收获，要求他将文物交给该馆。济之师坚持中国的古物，属于中国，不能交给外国，而调查员的责任仅在送交报告。双方因此颇有不快。他的他一生坚持的原则：文物应属于公众，外国和个人都不应拥有文物。因此，他终身不收文物，也告诫学生不收藏文物。这一条戒律，明白划分公私界限，他的学生都终身奉守，不敢逾越。
后来他与梁思永先生共同主持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工作，从实践中，规划了田野工作的规矩，细密周详，至今为中国考古学界奉为圭臬。这些成就都是在才高之上，加了心细。他老人家一辈子，在学术界的贡献，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还担起领导的责任，规划研究方向，搜集与整理研究数据，组织研究的队伍。考古学这一学门，不能单打独斗，关着门一个人钻研。中国考古学，由萌芽到茁壮，充分发挥了现代学术研究的特色。济之师从考古学的肇始，即执其要领，施展其长才与功力，为这一学门，规划了几十年开展的方向。
年春，河南安阳殷墟第六次发掘（小屯），李济（右一）带领工人试验打板筑的情形。
抗战期间，史语所移到内地，傅孟真先生为了不使文物失落，不使研究队伍离散，在物质条件十分艰难时，尽心尽力，四处张罗，只求维持大家的基本生活，研究工作得以不被中辍。当时，济之师不忍弃史语所而去，襄助傅先生撑过了艰困的八年。在这一时期，由于医药不足，济之师的两位稚女因病夭折。多少年后来，我曾目睹李师母思念亡女，带泪苛责济之师为什么不早早远赴美国；济之师惟有垂首沉默。只在师母情绪平静后，长叹一声：“大难当头时，只能一起挺过去，总不能弃大家而去，总不能坐视孟真累死！可是，我这辈子对不住你师母！也对不住两个女儿！”这一番话，闻之酸鼻！60年代，大陆派人陪同他的独子，在香港会面，企图劝说他回大陆，并且提出总领全国考古事业。他明知对方是以独子要挟，还是一口回绝：表示不能接受那种统治方式，而且也不能对不起已经搬到台湾的史语所同仁。从这两件事，济之师为人的风格，昭然可见。
在台湾，在傅先生去世后不久，济之师从彦堂师手上接过了史语所的担子，除了本所事务，还必须兼顾“中研院”、台大、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长科会（后来称为国科会）各处有关人文社会学科范围的发展，他与沈师刚伯携手合作。济之师狷介，刚伯师淡泊；却都是才智过人。二人合作，如大梁巨柱，借助内外公私的资源，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将台湾的人文社会学界，由衰败残余，逐渐稳定，再一步一步开拓发展。有了这二十余年的基础，方可有后来三十年的继长增高。
济之师在学术发展上的领导之功，一般旁观者看去指挥若定，举重若轻。我曾追随济之师，听候差遣，有八年之久。在近距离的体会，观察到他老人家在才大之上，还有心细。他筹划一事，无不狮子抟兔，尽其全力。我有幸从他的训练与督责，领会到他一生办事的风格，虑事之初，必先有可以实现的定向。组织一个单位或集结一个团队，心中必先有可筹的资源及可用的人材。计划书必须周详可行，又有调整适应的余地。订立工作的内容，必须留下挥洒空间，却又须预防弊端。使用经费，必须够用而不浪费，校对细账，必须精算翔实。工作进度，必须步步追踪；审查成果，必有客观评审。这些细节，处处都须谨慎小心。预则立，多算则胜，功不唐捐。如有失误，也是必须牢记的经验。济之师经常有涉外业务，国际学术界钦佩他的学术成就，也信任他的领导能力。在国际事务上，他折冲进退，都有分寸，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不卑不亢，为中国的学术发展，争取外援，却绝对不失尊严。他老人家对我耳提面命，从实际工作中，经常训练我，我终身受用不尽。后来我与李亦园兄数十年携手合作，都是拜老师教诲之恩。
济之师的事功，其实与他研究成果一样，都可借“草坪寻球”比喻说明。他的一生志业，都是创造条件，使学术界的个人，能发挥其可能，在“未知”的草坪上，寻找“知识”的小白球；同时又将许多可供研究的资料，尽量累积与保存，再经过整理，使学术资源能为研究者所用。庶几知识的累积，将“已知”推向更广阔深远的“未知”之域。
济之师是现代学术传统中的人物，他坚持从寻求“知识”，累积“知识”，参预人类“真理”的永续大事。“理性”是体，也是用，体用不能分割。因此，他坚持理论与学理必须取决于证据与论证的过程。尤其论证过程，必须严谨扎实。我想，他从研究，内化为性格与习惯。反而所说的才大而心细，正是将习性融入做事的风格。
年6月中旬，李济现场指导H坑“甲骨灰土柱”装箱起运。
济之师办事一丝不苟，做人也是自律甚严。例如，已如前述：他一生研究古代器物，但从来不收藏古董，以免公私界限，纠葛难分。他不喜酒肉征逐，不爱无谓乱聊，于是一般人敬畏之余，不敢接近。其实，他老人家望之俨然，接近时，却是温和可亲的君子。即使厮役有了过错，我从未见他疾言苛责。他对音乐与美术有颇为深邃的了解与欣赏。他能弹奏古琴，也欣赏西洋古典音乐；对于书画，有自己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其潇洒的一面。有一次，他老人家赴美国公干，在纽约旅馆中，他邀我共餐，乃是一瓶红酒，一条法国硬面包，一条干酪。我不能饮，喝可乐代酒。他老人家，一口酒，一口面包，俯视街景，打发了一餐。饭后，师徒二人又去林肯中心观赏了一个小剧团的实验剧。这种随兴的生活，方能见其真性情。
济之师的政治立场是从人道主义与理性主义建构的自由主义，坚持个人有自主性，因此有各种相踵而至的自由及权利。但是一切自由与权利，其前提是不因一己的利益，侵犯掠夺别人的自由与权利。从人类学的认识，人是合群的动物。在合群之中，群（例如国与族）不能不经个人的同意，侵夺个人的权利，群与群之间，必须尊重彼此的平等，尊重彼此的自主性。
济之师怜惜我行走不便，每次去南港，总是邀我搭他的座车同去。在车上，他会将收听的BBC新闻，挑一两条谈论（他有短波收音机，我家只有一般的长波）。他也会在阅读新到得期刊杂志（例如星期六评论，在纽约时报的周刊），针对一些文章，提出他的想法。我在恭听之外，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半小时的车程，其实不够用。因此，下车后还会在他研究室继续谈论。除了讨论大陆考古新发现之外，以上的“时事”，大约是我们师生之间最多的话题了。他平时演讲，都以专业为题，很少涉及时事及自己的想法。因此，济之师与我之间的谈论，可能是我能享的特权了。在这一领域，我得益甚多，因为我们观点思路，比较接近，彼此对谈，我有一个从第一等智慧者印证与反思的机会。
济之师只喜欢工作，除了工作外，不慕荣华，多次“中央研究院”院长出缺，他常常代理院务，却始终拒绝出任院长。他以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始终不支持蒋介石的专制及国民*的威权，只因为无所求，他才能在蒋氏面前，不卑不亢，泰然自在。这是从智慧延伸的自尊，智者与勇者，本是一体。
他老人家终生志业是契而不舍的追寻知识与真理，他的人生立业，是在工作的过程，一个开放的，而又时时面对挑战的旅程，乐在其中，他也因此除了音乐与偶尔品尝好酒之外，别无其它娱乐。如前文已提过，他性不随俗，行不从众，不喜欢无谓的酒肉征逐，无聊的应酬交际。一般人对他的印象，望之俨然，因此也不敢亲近。在人丛之中，他是寂寞的，也是孤独的。
这种形象使一般人以为济之师十分傲岸。他的才气高，功力深，成就大。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必是招致嫉忌。于是，一般人的传言，李某眼高于顶，看不起人。别有用心者，更会故意传言：“李某看不起某人某人”。济之师一生，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仇视与怨怼。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千古以来才俊之士难逃的命运，也是世间常令人扼腕的憾事。
李济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济之师为人不轻易假人辞色，有“傲骨”之称，但从他平日作为，他对学术界的人物，敬重学问，不耐应酬，更讨厌俗套，因此不少人以为他骄傲。其实他对朋友真诚，对助手信任，对学生教导不遗余力。与他相处之后，就会发现他有性情，也有品味。他天份高，可是并没有机心。我于七零年离台赴美，济之师提拔的接班人，唆使*羽，制造了许多麻烦，逼得他退休，在他晚年，他是寂寞的。
，我离台赴美。，又经常回台。每次返台，我必到温州街18巷请安，眼看他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差。济之师对我，一向无所隐瞒，女儿夭殇的悲痛，我颇知梗概。父子不能再见的痛心，他只是含糊的提了一句：见过了光谟。那时台湾禁锢严密，我也理解到，有些事不宜说。最近在大陆的友人口中，始知上述情形。这几件事充分可以反映，济之师为人重道义，守原则，一肩担起责任，以致两女夭亡，父子不能相聚！
七九年夏天，济之师视力已极差，行走也无力。师母已不在，独自索居。我在去机场时，先向他辞行。他言谈之间，十分悲观，我除尽力抚慰外，也无别法。谈了一小时，我必须告辞。济之师扶杖送到大门口，握别之际，虽是盛暑，手却甚冷，显然气血不足。上车之后，老人家还倚门依依不愿回屋。我心里感觉不祥。回到美国，不久即收到济之师的航空信，但也在第二天收到亦园兄的电话，济之师已故去。后来在岱峻著的《李济传》中，读到光谟的话，济之师在七月十五日给我的手谕，是他老人家最后一件手书！可惜，这封信与不少其它文件，在我搬移研究室时，被搬运工粗心弄丢了，以致不能存下这件先师的手泽。他信中大意则是自叹悲观，躭心世运，也自觉大限将至！那天我的不祥之感，竟是真的！
大约是在年的一次谈话中，我提到他当年草坪寻球的譬喻。那次，我们的谈话主题是大陆的许多考古发现。他列举了良渚（还提到史语所施更昕的发现）、湖熟（特别提到曾昭燏和尹焕章）、屈家岭、大汶口（又提到梁思永先生与龙山文化）、红山……那些文化的意义。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且相当明显。他老人家回到草坪寻球的譬喻：“真会找球的人，不是找答案，而是找问题，让问题牵出问题。一大堆的问题出现，‘草坪’也会就不一样了！”这一时刻，他半闭的眼睛，又有了慑人的精神。这是我长久记忆的场景：一位智者，将由知识升华为智能的瞬间！
我今年也将近八十岁了。从大学二年级，济之师的课，至今将近一个甲子；我有幸追随他老人家，八年之久，更是人生难得的缘份与幸运。这篇短文，是我向学术界提出的见证。一个终生献身于学术工作的巨人，如何将生命与工作，融铸为一体！
如前文已说：济之师最后的一封信，竟是给我的手谕，信内感慨世变，自叹年老，已不能有机会亲见好转！我今天也已老迈，对于世事，也有何日河清的感触。这封信的内容，记得很清楚。言念及此，不禁泪下。
今晚许先生的讲座，有李济之先生相关内容。长按图片，扫码即可预约收听。
责任编辑
朱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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