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言中的悖论
悖论指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互相矛盾之结论但表面上又能自圆其说的命题或理论体系。悖论，paradox，也称逆论，反论，亦称吊诡、诡局或佯谬，是指一种导致矛盾的命题。悖论可以这样表述：由一个被承认是真的命题为前提，设为B，进行正确的逻辑推理后，得出一个与前提互为矛盾命题的结论非B；反之，以非B为前提，亦可推得B。那么命题B就是一个悖论。悖论是首鼠两端，进退维谷。
悖论来自希腊语“para+dokein”，意思是“多想一想”。这个词包括一切与人的直觉和日常经验相矛盾的数学结论。这结论常常使我们惊异无比。悖论反映了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生活中的格言往往充满悖论。
悖论有三种形式。一个论断看似错了，但却是对的（佯谬）。一种论断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但实际上却错了（似是而非的理论）。一系列推理看起来好像无法打破，可是却导致逻辑上自相矛盾。
悖论涉及两难选择。宁可断其一指保全其身。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舍生非我所欲，不得已而为之。可是李敖说：“宁茍安而不偏安、宁落花而不落叶、宁中国而不美国、宁灰飞而不尘灭。”却不在此例。似乎我堂堂中华大国是苟安落花灰飞烟灭。可是按照汉语成语的特征，苟且偏安，落花流水，灰飞烟灭，乃是修辞上的有意人为重叠重复，排比罗列，或递进强调，意思相同，并无差异，强调的是同，而非异。
“宁可……，毋……”中的两个选项都是令人厌恶的不得已，不是乐意。因为事实上的皆大欢喜完满求全责备完全不可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俗谚云：宁可一门精，不可万事通。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碎瓦全，都不是刻意追求。能避免的就该避免。宁折不弯。情非得已则宁死不降（屈）。不自由，毋宁死。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宁缺毋滥。阙如和泛滥都不好，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宁要社会主义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高速度。这种句式的特点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曰“取其重”，其实二者皆害，但尤厌恶后者。少活，情非得已。但是虚拟的“宁茍安而不偏安、宁落花而不落叶、宁中国而不美国、宁灰飞而不尘灭”则不具备上述特点特征。苟安偏安、落花败叶、灰飞烟灭，相同而非对举，不是非此即彼。
外国留学生问:“我更喜欢中餐,可不可以说‘我宁可吃中餐,也不吃西餐’?”与其吃西餐还不如吃中餐。不得已求其次。反对吃西餐。
“宁愿笑着流泪，也不哭者说后悔”。“宁愿失去爱情，也不失去自尊”。“宁愿和柏拉图一起犯错误，也不愿和这些人(毕达哥拉斯信徒)一起正确地思想。”（西塞罗）“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丘吉尔）。“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宁愿前进一步死，也不后退半步生”。“宁愿相信世界上有*，也不要相信男人的那张破嘴”。两个选项前一个更大，以衬托显示后者之重要。
生活中处处充满悖论（Paradox，似非而是的隽语），悖论是佯谬，生活就是悖论。古希腊有一个故事：某青年与公主谈恋爱。国王怒不可遏，将青年逮捕。不过国王又开一面：罪行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允许青年将功赎罪。在椭圆形剧场，有两扇铁门，左面和右面，里面分别关押着美女和老虎，在大庭广众，芸芸众生面前，让盲目的青年随意开启大门。若是美女，当众成亲。若是大虫，投畀豺虎可也。公主事先通过后门探听得知那边是美女，那边是老虎，并打通关节，也就是通过关系，告知该青年。问，结局如何，青年是否按照公主的情报，选择活路逃生？
这个故事引起无数遐想和猜测。它有诸多可能性。公主可能指示相反的门径欺骗青年。她醋意大发，宁愿让青年投畀豺虎，也不让他娶情敌为妻。对她而言，人生是悖论，人生是悲剧。无论青年死，还是与别人喜结良缘，她都不愿意看到。他面临两难境地。同样的两难境地也降临到这个青年。他可能依循和公主指示的相反方向，开启门户。牢笼中的女青年，也可能面临两难选择：她矢志忠于自己的男友，宁愿坐牢，也不愿意被陌生男子娶为妻子。当然给公主提供情报的下人，必定也陷入两难境地，他无论据实以告，还是提供假情报，可能都会死。老虎也面临两难选择。如果老虎吃了青年饱了口福，它会被杀死。如果吃不到，它会饿死。当然你可能说，公主先让青年选择美女，以后再插足他人家庭。不过古人不会做如是想。这些选择的荒谬性，印证了存在的荒谬性。这个故事没有结局，只能凭君猜测。
我认为汉字汉语不适合表达基督教神学观念。于是有人责问：你为什么还要使用汉语写哲学和神学文章呢？这一问足以置人于死地！不过提出这种责难的人可能犯了学术大忌：你说我的菜做得不好，但是你做的菜却不见得好！千千万万不会烧菜的食客可以批评菜馆的菜烧得不好。他们没有错。反诘他的人倒有错，因为讨论所及是你菜馆的厨子菜烧得如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或评价不以食客自己菜烧得如何为转移。这叫就事论事，不能转移论题、偷换概念。你只能就菜论菜，就汤论汤，指物言事，戒谈其它。“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可是，菩萨怎么会自己淌河而过呢？有人抬轿子就是了。但是你，却得自己淌河而过。
国粹派现而今陷入自相矛盾的错误：他们把国学叫做国粹，即，一国独有，他国没有。可是他们缺乏传统中国人自闭的勇气，耐不得寂寞，要把“国学”推向世界。国学成了人类学。可是，这下子，“国”将不“国”了，因为“国”学不再是一“国“之学了，而是地球学了。家学也成了世界学问人呢。解决这问题的办法是不要轻易命名“国”学。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原是中国人赞扬某些聪明人反戈一击置他人于死地的妙话。不过两千年来，人们对这个寓言的理解出了偏差。这位既鬻矛又鬻盾的人才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哲学家。他没有任何错误。矛盾的故事说的是悖论，它告诫：不能设想以他人之矛，攻他人之盾。这种念头应该彻底打消。既卖矛又卖盾的人没有过错。这个故事本来应该是讽刺那些“以他人之矛攻他人之盾”的人。你怎么可以提出用人家的锋利的矛尖，去攻击人家的厚实的盾牌呢？他那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矛竟然是干这用的吗？他怎么可以用无往不胜的盾牌防卫自己的矛尖呢？这盾牌，举世无双，这矛尖，所向无敌。这不会有问题。你让人家用自己的矛攻打自己的盾，可是天下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傻的人。矛之为矛，在于它攻外。如果它向内刺杀自己人，这样的矛应该毁弃。盾之为盾，在于它防外，如果它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这盾就应该丢到厕所里。这世界上的确有所向无敌的矛，也有立于不败之地的盾。但没有人傻到自己击杀自己。任何理论学说都是拿手电筒照别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灯光都是对外不对内。你怒可以设想手电筒照手电筒自身。手电筒是用来照万物的。贪官污吏不会在贪污之后又反躬自问揭发自己。自己交出受贿的钱财，那是因为嫌钱少或者做做样子给人看。太阳造成大地上“影支”（宋丹丹语），但是它自己没有影支。
“儿童乃成人之父”（Childisthefatherofman），梁实秋认为算是聪明的悖论。“越快越慢，欲速不达”（Morehaste,lessspeed），可强称之为悖论。“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是这样。“工人没有祖国”，是说工人以四海为家，到处是祖国。“无国籍护士”因而就有许多国籍。她恰恰是有国籍护士，四海为家处处家。但悖论不是反话。悖论也不是俏皮话。悖论具有合理性，故叫佯谬，貌似荒谬。它是隽语警句（epigram）的一种。但严格的悖论有其逻辑的要素，是推理，而不是格言。
因而悖论往往就是社会普遍而合理的现象。“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就是顶实际的情状。“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事实就是这样。博士教授无知，普遍现象也。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矛盾。它不同于普通的逻辑矛盾或辩证矛盾。它不是自相矛盾。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过，当科学之环变得更大时，它会在更多的地方碰到悖论。量子力学就具有这样的特征（普特南）。哥德尔“第二不完备定理”说：“在真的但是不能证明的命题中，包括这些公理是相容的（无矛盾）这一论断本身。也就是说，可证实与真之间存在差别，必然存在有真的然而在逻辑上不可证明的命题。理性的铁笼之外必然存在上帝的空间。”证明公理化系统本身的理性是有限的。我认为，理性虽不能证明上帝存在，然而也不能证明上帝不存在，那就只好“相信”。有人会说，这只剩一途也可以是“不信”。不过，按照帕斯卡尔的“上帝信仰打*说”，你最好把宝押在相信上帝的存在上。证明上帝不存在，要比证明上帝存在更困难，更劳而无功。
尼采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有人说，对你这个价值观念本身要不要重估呢？我认为你可以重估，但你不能以这样反问的方式来证明他这句话有问题。在他说出这句话时，他不是要人来加以重估的。
《丑陋的中国人》是继《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之后催中国人自省的书，和鲁迅说国人瞒和骗，和毛泽东批评国人文盲、迷信、不卫生，意思一样。但有人问柏杨：“你是不是丑陋的中国人？”理由是：中国人是丑陋的，你柏杨是中国人，所以你是丑陋的。不过，虽然柏杨可能面目丑陋，但你不能这样判定他，因为“丑陋的中国人”这句话在他吐字送气的一刹那就已经封闭，不能在他说出这句骇人听闻的话以后反问他。
又如，“怀疑一切”，你能怀疑自己吗？你能怀疑“怀疑一切”（马克思）这个口号本身吗？不能！他怀疑一切，唯独不怀疑自己的“怀疑一切”本身，这没有原则错误。不过从哲学观念看，怀疑者怀疑自己或自己的观念，这不该引起你的大惊小怪。反诘者自以为得计，结果陷入无穷循环。
现在我们中国开始讨论死刑的存废问题了。废除死刑加大了法制的责任。也许预防犯罪比惩治犯罪更重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也许是这样，但是一个社会不能建立在民愤的基础上。那是民粹主义呀。细想起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也包含逻辑矛盾，因为这里的民愤，或者说要平的“民愤”，本身指的是要“杀死他”这一“民愤”——这“民愤”来自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暗示。为什么要杀？人民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民为什么要杀他？因为民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也。民愤是制度的产物。在我们这个环境中，民愤是要求杀的。可是我们怎么能按照民愤的大小来判案呢！民愤可以车载斗量吗？精神的东西怎能物化呢？其实，不杀，让他活着，也许更可以平民愤。
康德认为，通过跨民族的宪*达到永久和平是大自然的神秘目的，这是康德关于具有世界主义的普遍史的观念。这里，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与民族自然的个别性是对立的。经过多次革命的重铸之后，大自然的最高目标就是建立世界国家，从而使人类的全部原初禀赋得到发展。这是一个崇高的观念。“大自然”是一个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元经验”的力量，它有意志、目的和智慧，有受终极因支配的计划。因此，“大自然”就成了有目的地指导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力量。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对历史的意义及其未来做出预言，这样，康德的历史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的、思辨的、目的论的、全景式的、神谕的，而不是批判的或分析的。在西方哲学里，个别的、局部的恶，带来整体的全局的善。起初作为出发点的恶，造成最后的结果的善。大自然的最后目的是至善，然而这至善却是用个别的罪恶、痛苦、不幸和顽劣换来的。暴力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恶抗恶。要废除国家，就要有作为暴力的国家存在。用战争制止战争，悖论也。战争与和平，是悖论关系。奇怪的是，没有恶，就没有善，好像没有寒冷，就没有温暖。大自然把人和个别事件当作达到自己的神秘目的的工具。历史的发展呈现为悖论。无数的恶相加，结果竟然是至善。蒲柏说：“局部恶、全局善”。我们也可以说，个别恶，全体善；手段恶，目的善；起点恶，终局善；过程恶，结果善。负负得正，恶恶相乘就是善。局部的阴影造成全幅画面的瑰丽多彩。
在文革两派斗争中语录战蔚为大观。群众组织高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冲锋陷阵。这原则不能随处套用，得看时间地点场合。如果连阶级敌人也赞成这一原则呢——敌人肯定是这样子的，否则他们就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了。我们要是反对这一原理，就变成敌人啦！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句话不可无限夸大。文革中把不同意见者视为敌人，大前提就荒谬。一般认为，被人反对是一件坏事，说明自己可能有错误。即使自己百分之百正确无误，也不应拒绝批评。世界上不遭遇别人反对的人很少。遇到反对，傲然自得，一意孤行，我行我素，行为偏激，走至极端，这不好。敌人越是起劲地反对我们，就说明我们做对了。这因果关系不成立。否则，其结果便是：大家坚持错误，修正真理，永远立于荒谬之地，万劫不复。论敌，争论双方，应当取长补短，建立互补关系，而非互相排拒。当今国际关系战略合作伙伴不绝于耳，并非虚情假意对空喊话。
“敌人”应是封闭概念，应是事实上的敌人。当然，即令如此，也弗能事事处处时时对着干，还有妥协商量合作空间。对来自“敌人”的批评也非御敌于国门之外。柳宗元《敌戒》说的是，没有对立面和反对派，就会麻瘅懈怠。柳宗元
敌戒
的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
药石去矣，吾亡无日
。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这里同样说的是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过论证过程不同，不是说敌人越反对就越说明自己正确，而是检点自己的错失。
我们不能以我划线，*同伐异，灭此朝食，一贯正确，误以为敌人越是反对，就说明自己做对了。不能凡是敌人反对的就一股脑儿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就不分青红皂白反对。应该是凡正确的就拥护，凡错误的就反对。真理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真理不是对着干。真理不是抬杠，不是偏执。这世界上还有不少事情是敌人和朋友共同赞成的，比如联合国、世界和平、人民幸福、物质繁荣、麦当劳、火箭、高速路、红绿灯、花草树木、抽水马桶机关枪、人权民主、丽日蓝天、西装革履什么的，你也反对吗？？有些事是敌人反对的，你未必就赞成，譬如辟谷、绿豆汤养生、恐怖主义、隔空发功、特异功能、意念致动、气功、*品、贪污。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
河北省某地给*府文件定立的标准是：凡是群众不拥护的，就修改！然而，难点恰恰就在于，何从知道群众是否反对？群众以何种方式反对。可能这里我们首先应当对“敌人”和“群众”做出界定，让“敌人”和“群众”这些概念封闭起来确定下来，不让它开放移动游走才行。这里的敌人，应是封闭的概念，而不是开放的概念，不该带有任意性、随机性、游移性。这是一个谬论，根本不是悖论，不是佯谬，而乃真谬。“凡是群众拥护的事，我们就办”“凡是群众不拥护的干部，一律免职”——某地文件这样说。可是，世界上就数群众最难界定、最难伺候。克尔恺戈尔说，把猪拉到市场上的，是个人，而不是群众，因为群众没有手。群众最伟大，也最好欺负。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可以说他代表群众。我们还是先把“群众”封闭起来，免得他们遭人强暴。
文化革命中有句名言，“*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其实这也是一个悖论，因为它自身是一句诚实的话——而且是进行*治斗争。可是如果有人责问：作为*治斗争的这一句话，如果是诚实的，或者说是真的，则它就不是真话或曰不是诚实的话。全部错误在于：根本就不应当涉及这句话本身的真伪——必须假定它是诚实的。不应当自指，或自涉，不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解决悖论问题的关键。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是如果你无罪，却作有罪供述，干扰破案，那你就有罪了。祸哉。你若抗拒，反而有功。如今，“犯人可以沉默”。抗拒有功，就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坦白从宽”的标示去掉了。不能要求人们自证其罪，因为这违背人的天性。自己揭发自己，自首，可以，但这不是证据，必须有另外的佐证，才能定性结案。坦白，可也。但不能强迫他人坦白自证其罪。如今，犯人居然有抗辩的权利。抗拒着，拒不交代也。文革中，也许你压根没有罪，但是如果群众组织说你有罪，而你胆敢抗辩，那就是罪——态度本身构成罪。说你有罪就有罪，总而言之你有罪，你不认罪就是罪，你到哪儿都有罪。“我没有罪”，这样说本身就有罪，就是反动：群众说你有罪，你就有罪。唉，百身莫赎，百口莫辩、百爪挠心！可是，解决这问题，法律靠的是“无罪推定，允许沉默”，你还可以抗辩。
黑色幽默：文化革命中一位老师被交给我们审查。他是特嫌。于是我们按照指示，让他交待苏修特务问题。他说“我不是特务”。于是我们说：“革命群众认为你有特务问题，而你自己否认，那就等于说革命群众眼睛不是雪亮的，这分明是污蔑革命群众。”这位老师进入两难困境：他若承认自己有罪，他于是有罪；如果他否认自己有罪，他仍然有罪。我们自己则稳操胜券，处在有利的悖论中。在我们，是“似非而是”：你若承认是特务，你是特务：你不承认是特务，那也没关系，你对抗运动，同样是特务。“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没有“问题”，可是单单态度，就又是“问题”，就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没有“问题”，反倒成了“问题”本身。这是什么逻辑？“问题”不大，但态度倨傲，“问题”于是就大了。第一个“问题”本身不是封闭概念，没有闭合，后边的“态度”竟转化成了“问题”本身，前面的“问题”二字便不是闭合的概念，而是开放的。
不过解决受审者的态度问题，按照西方哲学，应该分两步走：先证明他有罪，再证明他态度顽劣、罪该万死、千刀万剐、死有余辜。可是对不起，列国法律没有“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这一说。这现代法律好像让人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死活不交代。你是杀人犯，抗拒交待，将来也只枪毙一次，不会因为你不交代就枪毙你两次。“罪该万死”，其实生命属于我们的只有一次，一死方休，死一次，足矣。有人鼓吹命案破案率。某些执法机关就“宁可错杀，不放过一个”，我们很讲究破案率，评标兵，而地球有的地方却是“宁可错放一千，不可枉杀一人”。我们现如今实行疑罪从无，也是汲取列国经验教训。
有人总结了现实生活中的悖论，不妨实录供肉食者参考：
“我们居住的房屋越来越宽敞，家庭却越来越小；可以享受的生活便利日益增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却日渐减少；我们获得了一张又一张学位证书，却愈加茫然于常识之中；知识增多了，判断力却降低了；专家越来越多，问题却也日渐增加；药物越吃越多，健康却每况愈下；我们花钱太疯，笑容太少，开车太快；我们怒气太盛，熬夜太晚，起身太累；书读得少，电视看得勤，却难得祷告。我们不断聚敛财富，却逐渐丢失了自我价值。我们的话语太多，真爱太少，谎言泛滥。我们掌握了谋生手段，却不懂得生活真谛；我们让年华付诸流水，却不曾将生命倾注其中。我们的住房越来越高，脾气却越来越糟；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宽阔，眼光却越来越狭隘。我们付出很多，可获得的很少；我们购办了很多，可未有物尽其用。我们能够往返于地球与月球之间，却不乐意穿过马路向新邻居问好。我们可以征服外层空间，却慑于走进内心世界。我们可以击碎原子，却不能突破思想偏见；我们写得很多，可学到的很少；计划多多，可完成的很少。我们懂得追赶时间，却没学会耐心等待；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道德品格却越见低俗。我们用很多计算机储存大量讯息，复制无数信息，但人与人间相互交流沟通却稀疏。我们拥有的是数量，缺乏的是质量。这是吃快餐却消化迟钝的时代，身躯高大但性格侏儒的时代，名利高踞而人情浅薄的时代。我们的闲暇多了，乐趣却少了；食品种类多了，营养却少了；双职家庭多了，厮守终生的少了；居处装修华丽了，家庭却破碎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身处充满悖论的时代。”生活里充满悖论。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