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宦官之祸是东汉政治史上最突出的问题。其中，东汉皇权与外戚矛盾的激化，汉和帝是一个关键时期，这种矛盾的由来、发展及其解决，很值得研究。同时，这也关涉到皇权与宦官政治之间的纠葛。考察和帝铲除窦宪事件，对于准确评价汉和帝以及探究东汉历史转折点，均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早在传统史学时代，对汉和帝的评价就褒贬不一，对东汉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也有不同看法。这些分歧可追溯到东汉当朝。元兴元年()和帝刘肇死后朝臣议定的谥号曰“和”，《谥法》曰：“不刚不柔曰和。”①这是历史上为时最早的积极评价。官修《东观汉记》的史官褒扬和帝政治：“朝无宠族，政如砥矢”，“外忧庶绩，内勤经艺”，“德教在宽，仁恕并洽，是以黎元宁康，万国协和”。②
至东汉末，朝廷的评价发生了逆转。《续汉书·祭祀志下》记，由蔡邕执笔，董卓领衔，就祭祀制度联名奏疏时提出异议：“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另据蔡邕奏疏原文：“自此(指汉章帝)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孝和以下，穆宗(即汉和帝)、恭宗(安帝)、敬宗(顺帝)、威宗(桓帝)之号皆宜省去。”③《后汉书·孝献帝纪》载：“有司奏，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可知，“功德无殊”即是无功德的委婉说法而已。
显然，评价逆转的焦点，就在于和帝时的外戚宦官问题。“政事多衅，权移臣下”，是为贬低汉和帝的缘由。他们将其视为衰世之君，甚至褫夺其穆宗庙号。在东汉末年的特殊历史语境下，*阀董卓与宦官集团矛盾趋于白热化，他倾力打击宦官，故对和帝依赖宦官来铲除政敌是持批评态度的。
东汉人立场迥异的这两种评价意见，影响深远。后世持肯定意见的史家，有刘宋时的范晔，他在《后汉书》本纪中论曰：“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但也表示了困惑：“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④究竟是和帝治国之术比前世高明，抑或边疆民族归附与叛逆自有其规律？范晔也指出了和帝时期的“中官始盛”问题。
当代史家如翦伯赞、林剑呜、何兹全等亦未回避宦官登场始盛的问题，但更多着眼于整个国家治理和边疆战局，将和帝置于东汉安定发展的强盛期。如何兹全认为，东汉两百年，“和、安之际是一分界线”，“安帝开始，进入后期”。⑤
持否定意见的史家则
